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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宾和诺德豪斯的研究启发了后来众多经济学家们的思路，一系列新的衡量经济活动的指标被陆续提了出来。例如，l973年日本政府提出净国民福利指标（net national welfare）；1989年卢佩托（Robert Repetoo）等提出净国内生产指标（net domestic product）；l990年世界银行资深经济学家戴利（Herman Daly）和科布（JohnCobb）提出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标（index of sustainable economic welfare）……虽然这些指标形式各异，但是其根本的思路是和托宾、诺德豪斯二人一脉相承的，都是尽力在把经济活动的外部性加以“内部化”。在“绿色GDP”概念盛行的今天，他们二人作为这一概念的先驱，是应当被人铭记的。

环境经济学的领军者随着全球变暖、气候异常频发，以及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人们开始将更多的注意力投到了环境问题上，环境经济学开始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但远在环境经济学成为显学之前，诺德豪斯教授早已开始致力于环境和经济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在诺德豪斯教授看来，环境变化和人类的经济行为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如果将目前的一些环境指标视为一个“存量”，而人类的经济活动则会产生一个让环境变动的“流量”。显然，随着“流量”的逐渐引入，“存量”将会产生变动，这就是我们观察到的环境变化。这个道理就好像传统经济学对于财富和投资关系的分析一样，只不过在诺德豪斯的分析框架中，用环境变量代替了财富，而将人类经济行为对环境的影响看做是某种意义上的投资而已。在建立了这个框架后，诺德豪斯教授就可以借鉴宏观经济理论中用来分析该类问题的标准手法（这种建模方法被称为拉姆齐模型，是由英国的天才经济学家弗兰克·拉姆齐，Frank Ramsey，1903—1930，于20世纪20年代提出的，这一分析方法后来成为了现代宏观学分析的主流），在人类理性决策的假设前提下，分析人类行为对环境造成的变化。

然而故事换个角度讲，这也是马太效应愈加凸显的一年。Mega fund（巨型基金）吸纳了大量资本；5000万美元以上的融资交易，占总融资额的半数以上。当这一年走向尾声时，生物医药赛道凭借耀眼的IPO成绩站在聚光灯下、区块链泡沫退潮、AI走向实体应用，经历了这一切的VC们，如何看待硅谷的2018？钛媒体对话了数位硅谷早期投资人，梳理了今年值得关注的硅谷早期投资趋势。

概而言之，拥有书香家庭的多少和层次，是土生华人和华人新移民中著名的美籍华裔科学家分布极端悬殊的根本原因。这也是美国历史上长期的排华政策对华人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的最形象的反映吧？从本质上讲，各民族、各地区、各阶层的人并无优劣之分，人人生而平等。但任何民族都各有特点是客观存在的，各地区、各阶层接受教育的时间与条件也是有差异的，这些特点和差异自然会反映在出人才前后、类型与层次上。

2、主要来源。在六十三位美籍华裔科学家中，有六十人是中国去的知识移民（大都是留学生或访问学者转变）。其中，来自大陆的二十六人（全部是1949年前出去的，其中一人在南非读完本科后赴美）；台湾的二十三人；香港的八人（内有二人1950年由大陆来港）。

其次，QFII资金一般偏长期，追求长期稳健的收益，在业绩考核上也是偏长期。正因为这样的导向，QFII基金经理很少参与市场短期热点，在投资上更看重长期的核心投资逻辑。据孟宁介绍，QFII资金除了对于跟踪误差会有考量，换手率也是比较重要的参考指标。以他管理的资金为例，对于换手率要求比较严格，一般而言，一年换手率不能超过150%。实际操作上，因为投资风格原因，换手率会更低，年均在50%至60%。